北京中科白癜风爱心公益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99994023356023855&wfr=spider&for=pc前言
年霍乱大流行的另一特点是疫情在东北地区蔓延开来。嘉道之际霍乱虽蔓延至辽宁，但疫点极少，故而伍连德仅是略一提及。至年，辽宁奉天府、锦州府皆有霍乱发生，疫情严重，锦县“死者无算，棺为之乏”，辽阳县“霍乱时疫盛行，有阖门死者，有全村染疫者”。是年辽宁地区霍乱疫情主要分布在环渤海湾一线的沿海平原县地，而最远已可传至开原县。
是年广东4月飞蝗、7月飓风，沿海一带灾情严重，“溺人数万”；与此同时，地方征战不断，民众“饥寒交迫，死者无数”。该年广东有3府4县疫发，但其疫为霍乱的可能性不大。就疫发时间而言，首先广东4县疫发时间并不统一，肇庆府恩平县临冬时节才出现疫情，而高州府电白县则入秋即大疫，两府临壤且同为沿海战乱区域，疫情发生的数月之差不符合霍乱迅猛的传播特征；其次，广东是年疫发时间为秋冬，而北方山西地区夏6月即爆发霍乱，粤地疫情并未如往年霍乱流行一样早于其它地区。从该年广东沿海一带灾情迭起、匪乱大作的社会状况来看，是疫很有可能是战争中常见的伤寒。实际上，至少在同治年间，霍乱在广东并不常见，黄宽于年调查广东霍乱流行情况，“
得知此病甚罕见于当地，其‘霍乱’二字之定义，亦不甚确定。”当时甘肃西宁县及云南楚雄县亦有疫情发生。西宁县“七月疫”，疫发时节虽符合霍乱流行病学特征，但甘肃的干燥气候不适宜霍乱弧菌生存，且其内地的区位不利于霍乱的传入，是疫不可能为霍乱。而大姚县“夏初至冬，民大疫”，虽然从夏季疫发时间来看符合霍乱流行病学特点，但病症描述缺乏，且其持续至冬的疫情让笔者怀疑此疫更可能为腺鼠疫。是年湖北江陵县夏季亦有疫情发生，县志载：“江陵黑虫啮麦，穗尽落，大疫，民多暴死。”从“暴死”的描述及疫发时间来看，极可能为霍乱。方志系统对是年苏浙疫情记载较简略，所幸其地丰富的医书及其它文本可为辨疫提供帮助。是年苏沪长汇三角洲地区有疫情发生，王士雄旅居上海，注意到上海“霍乱、番痧诸症盛行”，上海租界卫生处年报提及该年“霍乱在上海广泛盛行，并且成为外国人和当地华人大量死亡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华的英国军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伍连德亦注意到：“上海松江间相距一百二十里，其间之居民，死于此次之流行者，约占全数八分之一，外侨与船员亦多受染，英军医报载，华北英兵死于霍乱者，占总数百分之五，可知此次流行至剧烈”。由此可见，松江府是年有霍乱发生。至于其疫情的严重程度，姚济认为：“自七八月以来，城内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可见人口伤亡之惨烈。从县志系统来看，松江府疫情多出现在5月，其后霍乱继续往内蔓延至与松江府临近的苏州府和太仓州。常熟是年“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渐延太境，吾方间亦有之”；吴江县“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上海更甚，乡间亦然”；苏州地区“贼禁食西瓜”，原因在于“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
苏州昆新地区疫发时间记为8月，从其周临疫发地的疫发时间来看，疫情不应自8月才开始，除误记可能外，或许是因为其疫情高峰在8月之故。继续往北，江苏江宁府是年大疫，其中四县有明确疫事记载。因江宁府及其临近的安徽和州乃至皖南、浙西等地为太平军东进后的重要战区之一，故对此区域疫情进行综合判定。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之《大事表》载“江南军营大疫”，关于清军军营中的流行疫情，王安定曾有“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的说法，从其暴亡特性来看，是疫无疑为霍乱。其时不仅清军，太平军中亦有大疫发生。征战时期人口的频繁流动将疫情蔓延开来，曾国藩深为疫情所苦，提及“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疠疫繁兴，死亡相继”。是年湘军人员伤亡惨重，“七月以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疾疫物故万有余人，其中良将循吏有裨时艰者，陨折十余人”，以至令曾国藩感到“贼氛弥炽，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
前文已辨析，上海松江府及太仓州、苏州府均有霍乱疫情发生，江南军营及太平军中亦霍乱大行，而江宁府数县疫发时间俱在5月，与松江府疫发时间相同，由此推断，江宁府及和州是年霍乱流行。除和州外，县志显示安徽庐州府、广德州、宁国府、徽州府、池州府是年亦有疫情发生。庐江府庐江县疫发时间为春，并言明“饥，疫”，霍乱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而其它数府州疫情为霍乱的可能性极大，原因在于战区内部人口流动的频繁，从奏书可见，皖南宁国府、徽州府等地与芜湖、江宁府金陵（南京）地区人员往来频繁，军队之间的征战不可避免会将江南霍乱传至安徽战区，而“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的惨烈亦显示在数疫伴发的情况下，霍乱乃是军中将士伤亡的主要原因。诸府中宁国府疫情最重，民国《宁国县志》亦称：“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据乡老言，宁民死于锋锁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而宁国府东临的广德州是年5至8月大疫，“先是，州民在贼中困苦流离，死者过半，至是又病疫，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伤亡殆尽”。
疫情惨烈程度仅次于宁国府的是江宁府周边的太平府、和州和宁国府东南的徽州府及浙西衢州府。就浙江地区而言，方志系统显示是年浙西紧靠皖南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衢州府、处州府等地均有疫情发生。其中衢州府常山疫发时间为冬，其余地区疫发时间大多为夏秋。是年杭州、嘉兴都有霍乱疫情发生，杭州在被清军占领后，时疫大行，“有朝得病而夕死者，亦有晨餐甫毕投箸而即殁者”；嘉兴“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而嘉兴新塍镇则细致记载是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
对于该地区域疫情，年《北华捷报》对上一年战况有一回顾总结：这年（）传染病流行之盛是前所未见的，且与在外国侨民界中一样，霍乱和痢疾也在本地人中蔓延着。这种疾病的流行并不限于这一个地区，凡是太平军占有优势的各省，也受到同样的损害。”综上所述，鉴于疫发时间的相近性、地域的衔接及频繁战事所导致的区域内密切交往，年苏沪周边、江宁府芜湖流域、皖南及其临近浙西府州是年有霍乱流行，同时其它传染病亦有伴发。是年直隶、山东多地疫发，其中直隶保定府、正定府和山东登州府明确记载有霍乱发生，同府其它疫发县地疫发时间有趋同性，定为霍乱。直隶永平府乐亭县夏秋疫情有“朝染暮死”的特点，且记食甜瓜“立病”，为霍乱。由于直隶、山东两省其它疫点疫情症状记载比较简略，笔者只能从地方疫病史及疫发时间等来粗略判断病种。
通观两省疫情，其疫发时间多集中在6-8月，且表现出几乎同时疫发的特点，显示出是疫的强传染性。由此看来，是疫为鼠疫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肺鼠疫虽传播速度极快并可造成人口的大面积死亡，但其多发冬春；腺鼠疫虽可在夏秋时节发生，但并无季节选择性。由于腺鼠疫传播依靠中间宿主，远不及肺鼠疫靠飞沫的传播速度，故而疫发时节不集中，这也是腺鼠疫更趋向于表现为地方性疫病的重要原因。另外，对照疾病谱可知，年前后该地区并无鼠疫流行的迹象。从疾病谱来看，鼠疫虽不常在此地流行，但疟疾则是该地常客，嘉道霍乱大行之前，疟疾常在该区域流行。从流行病学特征来看，疟疾虽与霍乱同样有夏秋多发的特点，但山东、直隶地区处于北纬33°以北的“非稳定性低度疟区”，以间日疟流行为主，一般发病高峰在8-9月；同时，疟疾的爆发往往与降雨量密切相关，考察是年直隶、山东气候旱涝及饥荒情况，并无异常。一般而言，方志所载疫情为烈性极强的几种传染病，而嘉道之际山东直隶沿海及平原地带的霍乱重灾区显示了该地极适宜霍乱流行的特点。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推测是年直隶、山东地区集中于6-8月爆发的疫情主要是霍乱大流行。伍连德在霍乱疫情梳理时提及年霍乱“流行甚广，传至北京、营口及日本，上海死亡数千人。”山西是年有疟疾及霍乱两种传染病流行，疫点主要分布于晋南的解州和蒲州府，晋中的平定州、代州以及晋北的大同府。大同府疫点有4个，相对最多。四地《祥异志》未对病症作出明确说明，但光绪《浑源州续志》卷2“孝义”载“同治元年夏六月，郡多疫吐泻，作辄致死”。比勘大同府其它地区疫发时间，多为夏秋（7月为多），故判定以上四县疫情皆为霍乱。晋中代州7月疫，而平定州疫情复杂，是年有霍乱和疟疾两种疫情发生，但昔阳县疟疾疫发时间未表，而寿阳县霍乱则明显记夏至秋7月，推测代州、平定州中与寿阳县同时疫发县地之疫情为霍乱。晋南是年蝗旱，7月疫作；与其临近的陕西同州府是年亦有疫情发生，但疫情症状皆未记录。比勘嘉道霍乱大流行，此地为霍乱重灾区的边缘，说明黄河谷地的低湿与黄河水运及周围陆路的便捷有适宜霍乱蔓延传播的条件。
结语由此推测，晋南黄河沿岸疫点疫情为霍乱。是年山西地区多地匪患，频繁的人口流动亦有利于霍乱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