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乡愁
郑鹤春，诸暨泰南村人（现属浣东街道），年生。郑鹤春兄弟三人，皆为人杰。据郑鹤春女儿郑延记述：“我祖母生子三人，长子即我父亲郑鹤春，二叔郑鹤和，小叔郑鹤声……我父亲五岁时，祖父即令其上学读书，以冀将来光大门户。先后在本村和黄家墩湖私塾念书，后又去麻车阁崇圣学堂，枫桥镇大车公学上学。年到年，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考入武昌‘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该校学历史地理，并毕业……我父亲在中学时，因家境困难，由祖母的妹夫方立三先生帮助费用，毕业后考入公费的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年毕业。二叔和三叔在家参加劳动，二叔只上了两年私塾。小叔到9岁尚未上学，方立三先生认为小叔聪明，促其上学。他在中学由方立三先生资助，中学毕业后，考入公费的国立南京高师，后来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教授。”
泰南村位于凤凰山下，是一座宁静的山村，景色秀美，人杰地灵，在郑延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活的记忆，她在晚年的追忆文字中，对此有颇为详尽的记述，为我们还原了当年凤凰山下泰南的风致：“……后来，我又回到泰南上过小学。故乡和我对童年的印象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十分美好。记得我家老屋坐落在凤凰山脚下，地势居高临下，整个村子好像伏在脚下。凤凰山上一片高大的松林，清泉顺流而下，成了一条小溪绕着我家的老屋，一直到门前才流下坡去，落成一个池塘。我家的东面是山下的一片广大的空场，靠屋旁是我家的菜地和茶园。屋后是竹园，毛竹茁壮成长。这广阔的天地就是我童年时的游乐园。山脚下山花烂漫，空气清新，阳光明媚，万籁俱静……”美好的文字荡漾着烟云乡愁，从中能够感受到临水菖蒲的风致。
郑延离开泰南故家后，随父亲流寓于嘉兴、杭州、台州、安徽、重庆、昆明等地。郑延毕业于西南联大，与陈布雷女儿陈琏同学，后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等职。
赴滇
郑鹤春赴滇就职云南茶叶公司，是在年9月间，当时，是以中国茶叶总公司专员的身份调查考察云南茶叶资源分布以及生产销售情况的，一同赴滇的还有中国茶叶总公司技师冯绍裘。
此前，因日寇的铁蹄踏上了长江两岸，时局危亡，郑鹤春便于年1月辞去了安徽庐江县县长一职，携眷踏上了流亡之路。一路过河南，至汉口，乘船经长江三峡，最终到达重庆。郑鹤春女儿郑延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了当年的这条流亡之路：“父亲是学历史地理的，年轻时就走南闯北，他选择的这条路线，一路上比较顺利，而且也比较接近目的地……经舒城、霍山、六安，到河南的固始、潢川然后进入河南信阳，从信阳坐火车到汉口，再乘轮船经三峡到达重庆。一路上就是逃难。”
到重庆后，郑鹤春受聘于中国茶叶总公司，就任专员。时任中国茶叶总公司总经理的寿景伟（字毅成）是郑鹤春的内兄，郑延的大舅。郑延在回忆录中对此有记述：“大舅是美国留学生，年去美，得博士学位，年在美时与孔祥熙熟识，回国后一直受到重用，当时他是中国茶叶总公司总经理，我家住在观音岩下中二路特69号……”
国难当头，需要有繁荣的贸易来支撑政府的战时经济，而云南茶叶资源丰厚潜力巨大，而现状却令人忧虑，销路不畅，资源萎缩，郑鹤春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的叙述，表述了当时的现状：“云南现成后方重镇，向为产茶名区，产量丰富，品质优良，普洱茶叶，久已驰誉海内……自来限于内销，销路又只限于本省及川藏各地，农民视为副产，甚至树老叶衰，产量日减。现在全省产茶区域除少数地带，尚能维持固有销路外，多数生产过剩，货弃于地，影响农村经济，极为重大。且自鸦片禁种以后，弃地尤多，民生益艰。补救之法，固不限于茶叶，然亦为最有效方法之一种。”
郑鹤春、冯绍裘一行到达昆明的次日，便进入工作状态，明确了调查的方向与范围。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载：“年9月20日，中国茶叶总公司奉经济部令，派专员郑鹤春，技师冯绍裘乘中航班机至昆明调查滇省茶叶产销状况。年9月21日。郑专员，冯技师趋谒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缪常委嘉铭，建设厅张厅长邦瀚，访问滇省茶叶产销情形并商洽调查路线方针。时因空袭疏散市民，滇缅公路暂停售票。郑、冯两员，遂留昆明调查市场状况，并往宜良考察。”
深入茶区调研考察
10月13日郑鹤春一行离开昆明赴滇西茶区考察，滇西茶叶资源丰厚。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载：“10月13日，郑专员，冯技师偕建设厅棉业处张处长及万寿康君循滇缅公路出发，赴滇西调查茶叶产销概况。”
考察路线原本是走滇越铁路，后因雨季道阻，复取道公路。郑鹤春在后来形成的考察报告《云南之茶叶》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述：
“十月上旬，商定考察计划，原拟取道滇越铁路，转个碧石铁路至石屏，经元江、墨江、宁洱、思茅、南峤、车里、佛海、绕道滇越、江城；再由宁洱至澜沧、景谷、景东、双江、缅宁、顺宁、昌宁、保山、大理，循滇缅公路返省。
嗣以适值雨季，行役维艰，乃定取到公路，先至顺宁，再由云县南行经前列各地，由石屏返省之议，当由建设厅派棉处处长张服真君，会同出发，往大理、蒙化、顺宁、昌宁、保山各县产茶之地，实地考察，阅时五旬，而返昆明。”
当时，云南的制茶工艺还相对落后，仅限于传统手工作坊，制作粗糙。
茶农白天采茶，当晚入锅炒茶，反复炒至叶芽干瘪，置于筛箕或竹藤匾器，以双手揉搓，使成条索，或晒或晾，使其半干，再事揉搓，亦有揉时加以米汤，使易成团，即散茶制成。茶人将散茶装入竹筐，赴集市出售。茶商购得散茶后，还得进行二次加工，将散茶制成馒首形、心脏形、饼形、砖形、方形等等，是谓紧茶。或将散茶装入竹篓，任其发酵，自行干燥。
因而，滇茶多数汤色不清，非红非绿，成为暗褐色。郑鹤春将实地看到的滇茶行状，颇为详尽地记入他的考察报告《云南之茶叶》一文中。
郑鹤春本是一位学者，专业是历史地理并颇有建树，思路缜密，逻辑性强，处事严苛。在深入云南茶区调研时，于细微处入手，看重现场以及茶农的一手信息，脚下踏过的每一方山地林间，均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他的笔下。顺宁是云南茶叶主产区，资源丰茂，自然条件优越，茶叶年产达担许，离昆明距离适当，交通相对便捷，得天独厚，既适宜加工生产，又便于集散。郑鹤春在调研报告《云南的茶叶》一文中，对顺宁的记叙尤其详尽，对地域以及茶资源的分布了然于胸，不愧为是史地学家，为后来顺宁成为云南茶叶主产地奠定了基础：“顺宁县为滇中最有名之新兴茶区。在光绪末年，知府琦璘，号叔敏，旗人，提倡植茶，仅有三十余年之历史。以城西凤山茶著名……全县新植茶树甚多，产量年有增加。去岁已达七千余担。大都销本省、四川，设有茶税局。”
组建云南茶叶公司并出任总经理
派遣郑鹤春等人赴滇考察之前，中国茶叶总公司已经形成了重点整合开发云南茶叶资源促进茶叶贸易的设想，以改变茶叶贸易落后形势，发展战时西南经济。
郑鹤春在后来的调研报告中，对此有叙述：“民国二十七年夏，经济部为开发农产，增加资源，建设西南经济起见，有开发新茶区之命，饬由中国茶叶总公司负调查计划之责。九月下旬，鹤春与冯绍裘技师派入滇，经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席繆云台先生，建设厅厅长张西林先生作初步之商讨。皆以茶叶为我国特种农产之一，向为出口大宗，占世界市场第一位，第以自来视为农村副产，从未认作专业而努力经营，以致栽培制造连销各端，墨守成规，不加改进，而印度、锡兰、爪哇、台湾、静冈各地，植茶历史甚短，以政府之积极提倡，竟由附庸进为大国，蔚然为世界茶叶重镇。驯至华茶外销，一落千丈，降而居世界第五位，近则日益退缩，茶叶且为输入商品之一。若不急图振兴，前途至为暗淡。且自军兴以来，开发资源，为抗战建国基本工作。我国以农立国，工商幼稚，莫可讳言。”
在郑鹤春到达昆明后不到半个月的年10月初，中国茶叶总公司董事长卓宣谋和总经理寿景伟（毅成）一并飞莅昆明，与云南省府相关部门共同商定了茶叶开发计划，并着手组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公司的筹建工作由郑鹤春等牵头实施，紧锣密鼓，主要股东是中国茶叶总公司和富滇新银行。据郭红军《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件拍品谈起》一文载：经“亲往产茶区采鲜试制，判定品质优良，有经营价值，乃由中国茶叶公司寿总经理景伟与富滇新银行缪行长嘉铭，于年12月5日，商定由富滇新银行与中国茶叶公司各集资国币拾万元，组织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该文刊《农业考古》年第2期。
12月14日，即召开了股东会，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载：“12月14日，本公司股东在威远街号开创立会，决定筹集股金国币20万元，一次缴足。当经选举，缪嘉铭、卓宣谋、寿景伟、陆崇仁（财政厅长）、张邦翰、郑鹤春、冯绍裘诸氏为董事。”
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郑鹤春被聘任为公司经理。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载：“年3月13日，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缪董事嘉铭，寿董事景伟，张董事邦翰为常务董事，并推举缪常董事为董事长。讨论本公司及各厂业务经费问题，通过各项规程办法，并聘任郑鹤春为经理，张至定为副理，冯绍裘为顺宁茶厂厂长。”
郑鹤春经理根据当时的情势，明确了公司的“使命与职责”：“实具有经营滇茶与开发滇茶之两方面。易言之，即具有一般企业机关之性能，以从事生产，增进资源为目的。同时又兼负开发滇茶，扶植农村之使命，与纯粹以经营生产为鹄者不同，爰本就定方针，建制，生产同时并进。”
创建“滇红”品牌
郑鹤春、冯绍裘等经过调研认为，改良云南茶叶加工工艺，利用丰厚的资源，提升茶叶品质是促进茶叶贸易的首要任务。公司设想“如能采用大叶种茶创制出好的红茶，其发展前途是无可估量的”，以前，云南不生产红茶，能否生产出好的红茶?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是有可能的，公司决定先放在顺宁、宜良二个茶厂同时开始试生产，推广机械制茶。任命冯绍裘为顺宁茶厂厂长。
因为当地茶工没有红茶的生产经验，公司便向省府提出申请，征召战区有经验的茶工入滇传习。郑鹤春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写的：“是以就滇省论，关于旧茶区老树之整理，新茶区之推广，以及设厂制造，另辟销路，不独增加抗战之实力，实亦救济农村之急务也。爰经商决，先就滇省交通较便，产量较丰，易于入手各茶区，从事实地考察，以便规划进行。同时组织云南茶叶改进委员会，负改良推广之责。又以滇省茶农，未谙外销红茶制造方法，战区茶工，又有救济必要，商准中央振济委员会，拨款挑选战区茶农茶工来滇，以便传习，并开办茶叶技术人员培训班培养干部，此为滇省茶叶经营外销之发轫也。”
战时的效率竟是高的。自这一年5月始，便有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茶工应征进入顺宁、宜良茶厂。财政部资源委员会也很快将茶厂所需要的制茶机器，从中央机器制造厂采购并运送到位，红茶生产由此有序展开。
红茶试验样本出来后，送呈国内外专家品评，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载：“6月20日，航寄宜良制茶所及顺（宁）厂所出红茶至（中国茶叶公司）香港分公司请予品评。”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令人郑鹤春等大为兴奋。郑鹤春在《云南之茶叶》一文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述：“……制成茶样四五种，大样寄往伦敦、香港、上海各地经中外茶师品评咸谓是项成品，具有华茶固有之风味，兼具印锡之特长，惊为得未曾有，疑非我国出品，其品质之优美与世界名产，实无可比拟，在国际市场，可以独树一帜，实为我国新发现之又一优良外销茶区。”
在汇总了各方的意见后，再次进行了改良。再次获得了专家的肯定与好评。郑鹤春在一则报告中写到了中国茶叶公司吴觉农总技师对云南红茶的品评：“中国茶叶公司吴觉农总技师谓茶品种之发现，已将国茶提前进步二十年。盖东南茶区所产之茶色味均不及阿萨姆之浓厚，而滇茶类似阿萨姆，弥足以補国茶之缺陷，以之制造红茶，色浓味厚，极适合欧美人士饮茶习性。我国如欲移阿萨姆种栽植成功而后大量生产，恐非二十年不为功也。”
批量红茶出厂时在年晚秋时节，计五百担。顺宁茶厂厂长冯绍裘晚年在《滇红史略》一文中，对此有追忆：“顺宁地处山区，交通困难，百余里山路，只能靠骡马驮运，所以制茶机器设备和物资购运既难又慢，为了争取早日试制，我们在机器和动力设备没有配齐安装完毕的情况下，采取土法上马，使用人力手推木质揉茶桶，脚踏烘茶机，竹编烘笼烘茶等办法，保证‘新滇红’试制工作顺利开展。年，第一批‘新滇红’约担终于试制成功了，当时没有木箱铝罐。即用沱茶篓装运香港，然后再改木箱铝罐出口。”
如何给这款云南红茶定名，各有想法，是郑鹤春最后拍板，一锤定音，名为“滇红”。
冯绍裘晚年在《滇红史略》一文载：“‘滇红’创制出来了，当时，我拟定名为‘云红’意即安徽‘祁红’，湖南红茶称‘湖红’，故云南所产红茶亦可称‘云红’也，同时又想借天空早晚红云喻意其中，但旧中国云南省茶叶公司方面提议用‘滇红’雅称，即借云南简称‘滇’，又借得巍巍西山龙门瞰下秀丽的滇池一水，也别有妙处，我则不违众人之意，最终以‘滇红’定名。”
署名许文舟的《茶乡》一文，其中有类似记述，明确“滇红”一名出自于郑鹤春的提议，是这样写的：“该给自己的产品起个名字吧，冯绍裘带着征寻的口气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大家伙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呢，一时都没有人应声，冯绍裘先生提出，起名‘云红’。因为安徽祁门的红茶称为‘祁红’，江西义宁的红茶称为“宁红”，湖南的红茶称为‘湖红’，湖北宜昌的红茶称为‘宜红’。云南早晚的天空，多有红云，称为“云红”也将此种自然美景暗喻其中。在一旁的郑鹤春先生则认为云南省简称滇，可取名为‘滇红’，省茶叶公司知道情况后，也觉得‘滇红’恰当些。冯先生终从众人之意，定名‘滇红’。‘滇红’名茶就这样诞生了。”
“滇红”出品后，即受到专家首肯，其品质不输于同类名品，一时产销两旺，市场前景看好。郑鹤春在调研报告中写道：“……身分肥硕，味厚汁浓，白毫丰富，世所罕睹。比之中外著称茶区之祁门印锡，诸名产，可谓各有特点，而滇茶固又具有特具性质，不能并为一谈者也。例如香气一项并不低于祁门，然与祁红又迥然有别，汤色滋味，则超乎祁红，甚比印锡（印度、锡兰等地红茶名品），而又无印锡之辛涩，可合牛奶，可以单独饮用……滇茶品质，既有定评，前途光明，发展有望……”
